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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9-10-28 07:50:02热度:2755

《怀珍记》是献给朱维铮先生和周年祭的纪念性文字。这是朱先生的老师、同学、朋友、同事和学生共同撰写的文章集,包括过去一年的一些媒体报道。

2010年7月20日上午,上海新华医院的一份检测报告显示,朱维铮患有肺部肿瘤。下午,朱先生来到办公室,答应和他的一个博士生讨论他的博士论文题目。那天,朱建国精神矍铄,侃侃谈起了这件事。他决定尽快做手术,以便暑假后能正常上课。据他岳母说,那天晚上朱先生开始为重读现代史写序言。他写了30个小时,抽了30个小时。他于22日上午7点完成,并于上午9点转移到上海肺部医院。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抽过烟。

8月,《重读现代史》如期在上海书展上亮相,高居销售榜榜首,被评为“2010年上海十大最具影响力新书”。然而,朱军的行动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顺利。由于糖尿病和心脏病引起的并发症,他的术后恢复时间是类似病人的两倍,直到9月10日他才出院。

回家一周后,朱先生像往常一样在周二去上班,甚至参加了系里的教授会议。自2010年10月以来,朱先生来学校的次数有限,但只要他的健康状况允许,朱先生肯定会在周二下午出现在办公室,一次采访一名博士生。朱先生有一句很受学生欢迎的名言:“我不是一个著名的老师,但是我可以成为一个严格的老师。一个著名的老师可能不会培养出高水平的学生,但是一个严格的老师也可能培养出一些高水平的学生。”朱先生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几乎是苛刻的,甚至被认为是不人道的。到目前为止,早期的学生和一些现在是教授的学者仍然会感到害怕。但是朱先生认为他的要求并不过分。“我只是把你放在和我同等的学术水平上来评价。我已经按照自己的要求问过你了。”朱先生认为,学生和老师在学习上没有区别。一旦思想被打印出来,就没有年龄差异了。因此,在指导学生博士论文的过程中,“他经常陷入“班杜”的困境,被迫涉足自己不熟悉或不感兴趣的专业历史领域,以便成为一名合格的第一读者”。

朱维铮先生是复旦大学历史传统的继承者。他的两位导师是陈守时先生和周予同先生。前者引导他阅读原著,直接理解马克思的方法。后者使他从基本技能入手,系统地掌握了中国传统的研究方法。每次朱先生谈到这两位老师,他都会心存感激。有时候,朱先生也会在老师面前谈论他的尴尬:“这是我第一次去看陈守老。他在那里坐了半个小时,一句话也没说,然后他对我说要读《资本论》。“结果,朱先生花了一个月的工资买了《资本论》去学习。一周后,陈守老跑到系里,告诉系主任于子道先生,他将让小助教朱维铮退休,因为他没有报告自己的学习想法。朱说:“我吓死了。我在仔细阅读并做笔记。我不知道我要去他家。“果然,朱先生从老师那里学到了东西,他的严厉是有其根源的。他一生受益于如此严格的训练,所以他无疑将这套学术训练方法传授给了他的学生。大部分学生在早年都记得朱先生的话“有一天当老师,有一天当父亲”。我们认为朱先生说这些话的意思是他认为你有资格成为他的学生。他有点自满,从来没有想过这些话的真正含义。现在我想起来了,我只理解了王先生开始时的一半意思,一点也没有意识到他的深情和善良。他不仅对我们的学生说,也对他的老师说。继1983年编辑《周予同经学史选编》后,1996年出版了修订版,2010年朱先生重新注释出版了《周予同经学史》,并通过将上海电视台的“大师”栏目编入《周予同》专集,为周予同先生著作出版的完成做出了贡献。2009年,朱先生开始组织收集整理陈守时先生的学术论文,并计划编辑出版《陈守时先生文集》。2011年9月,陈寿石作品的收藏基本完成。”现在已经收集了大约20万字,并且可以出版一本书。朱显圣当时已经病得很重了,他想:“要不是他,我就不会读这三本书了。”。我仍然非常感谢他。他收集的作品的材料差不多准备好了。我要汇编他的收藏作品。我是唯一会这么做的人。“所谓”弟子师,敬父,学其道也,学其言。......“有一天当老师,做父亲”,这样的境界是朱维铮先生达到的,现在我们有多少人能达到?我们自己的老师也是如此,但是我们的学生呢?当我担心我们学生编的这个纪念集的标题时,李天罡教授认为这是一个周年祭的纪念集,所以他把它命名为“丹复旦Xi怀斯人”。朱圣陶,朱圣陶的学生之一,说:“朱圣陶一生追求真理,是一个著名的真正的学者。更重要的是,他对学生真的很好。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真实感受。就叫它“怀珍集”

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说:历史学家只有在回顾自己的经历时才认识到本质。(极限时代,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65页)2004年,朱维铮先生为史学学术研讨会写了一篇题为《中国史学史四十年》的文章。这篇文章可以被视为他的学术回忆录。通过对他40年历史活动的梳理,他解释了影响其历史研究和学术思想形成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原因。本文是朱维铮先生学术年表初稿的主要史料来源之一,希望为读者了解朱先生学术思想形成的知识基础和社会背景,理解那个时代历史学家思想变化的“什么”和“为什么”提供参考。朱镕基和霍布斯鲍姆一样,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坚定支持者。无论是在课堂上,在公开演讲中,还是在写作中,朱先生都坚持唯物史观,从不食言。他曾经说过:“我仍然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方法最有助于我看清历史是关于什么的。但是我也不拒绝学习别人的方法。在我看来,方法论不一定与世界观相关。”(《壶中的春秋》,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58页)

朱棣文坚信唯物主义,从不逃避死亡,更不放弃生存。在他一年零八个月的患病期间,朱先生始终表现出令人敬畏的无畏精神。为了保持头脑清醒,他拒绝注射吗啡,坚持不懈地控制晚期癌症的疼痛和痛苦。2010年7月28日上午,王先生走进手术室。当他躺在手术台上等待麻醉时,他的脑海里充满了这样一句话:“当回归祖国的时间不确定时,秋雨就会升起。”如何在西窗一起割掉蜡烛,但要谈夜雨”。一瞬间,他感觉到了离别的滋味。手术后,朱先生多次谈到李商隐的这首诗和他当时的感受。他很冷静,但我们的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悲伤,我们没有朱先生勇敢。朱先生出生在一个医生家庭,童年时通读医学书籍。“文化大革命”后期,他研究自然辩证法、中医经络理论和中医文化,思考古代医学的价值、中医与儒家经典的联系、中医与道教的契合以及中医所包含的辩证原则。本文从自然史和概念史相结合的角度探讨了《黄帝内经》的文化本质,并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了研究文本,提出“中医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在中国文化史研究中仍是一个讨论不足的领域”。患病期间,上海中医药大学王庆其教授负责朱先生的调理和治疗。王教授是中国研究《黄帝内经》的权威学者。朱说,他可以和他讨论《黄帝内经》,并希望以他的疾病为研究案例,看看中医示范的效果。朱先生曾经说过,“我希望中医文化的研究能够更多地关注中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在我看来,人类世界的现代化是一个整体的过程。”(《壶中的春秋》,第357页)

手术恢复期间,朱先生经常说:给我三到五年时间来完成一些事情。2011年是1911年革命100周年。朱先生计划写四篇文章。病房里满是相关的材料,话题已经解决了。他说,100年来,我想谈论孙中山。然而,他不得不搁置,因为他住院多次。最后,他以记者采访的形式发表了文章《朱维铮:中国的变革只能通过内部力量实现》。2011年4月,上海癌症医院得出癌症转移的结论,医生和他们的母亲决定不告诉朱先生这个消息。他仍然认为还有一些文章没有完成,因为筋疲力尽而无法在医院写作。他非常焦虑。因此,我试图说服王先生是否可以用口头方式让研究生记录下来,然后再修改。我希望这种方法能让王先生留下一些信息。起初,朱先生同意了,但他试了几次,可能是因为他不适应,中途放弃了。

在朱先生最后的日子里,我们看着朱先生一天天衰弱下去,但是没有人敢对朱先生说回忆录这样的话。因为他一见到我们就会谈论研究生的论文,甚至他也会关心研究生的工作。即使面对他最亲近的学生,朱棣文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疼痛,尽管当时他的吗啡剂量已经达到每天50克。为了不影响他的思维,他拒绝注射吗啡,也拒绝增加剂量。每次我们去病房,他必须起床,穿上衣服,穿上病号服,坐在椅子上和我们说话。当疼痛太大时,他站起来走两步。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从未在朱先生的脸上看到任何屈服于痛苦的表情。直到2012年2月28日中午,朱先生才从医院给我打电话:“高希,我今天不舒服。请快来。”我和邓志峰到达医院后,朱老师告诉我们,今天早上我已经睡了三个小时,汗流浃背,被子和床垫都湿透了。他说:“奇怪的是,当你岳母和护士帮我换床单和衣服时,我什么都知道,但我醒不过来。”他下了床,坐在椅子上沉思,偶尔会问:“原因是什么?”“这是药物反应吗?”接下来的两个小时,他仍在思考。这是朱先生第一次在学生面前表达他对这种疾病的担忧。那天,坐在朱先生面前,我真的很害怕,也很安静。

两天后,朱先生又打电话给我,让我早点去医院。他对我说,“因为我病了,很多人建议我做口述历史,但是我不同意。这两天,我一直在想,王元化先生和张裴恒先生都没有时间做口头学术史。因此,我希望你安排一些学生,主要是我们实验室的成员。我将每天讲两个小时,你将记录下来,并在将来整理出来,以指导你的研究。”

朱经过慎重考虑后作出了这个决定。朱显圣将史学史、经典著作、思想文化史、学术史和科学史分成几个口头专题。和以前一样,他的出发点仍然是为学生考虑。他设想在这些主题下,根据每个学生的研究兴趣,他将谈论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可以突破的其他角度,可以扩展的方向,应该阅读的书籍,可以研究的主题,等等。“我以后不会在这里了,所以你可以根据听写做进一步的研究或者写下来,这可能对你的研究有所帮助。”当时,我问朱先生是否可以加入“文化大革命史”,这是当代历史学家最感兴趣的内容。太多人想从朱先生那里了解“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历史系党委书记金光耀教授专门研究“文革口述历史”。过去,朱先生总是回答说现在不行。这一次,朱说:“是的,但是我不知道金先生是否有时间,你可以问。他是一名秘书。他很忙。如果他没有时间,他就不必来了。”

谈话结束后,朱老师说你现在应该回去安排一下。像往常一样,朱先生总是希望我们的学生能陪他一会儿,不让他走。谈话简洁,没有流言蜚语,持续不到15分钟。那天晚上,李天罡教授去朱先生身边做了他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口头演讲。在谈话中,李天罡明显感到朱先生有点不知所措。第二天,江鹏带着我们已经安排好的特殊话题和人事安排去见王先生。王先生说暂时不会开始。让我考虑两周后开始。第三天,李先生的病情突然恶化,呼吸和说话困难。第四天,李先生一大早就昏迷了。口述历史的内容永远留在李先生的脑海里。像他以前的密友王元化和张裴恒一样,朱先生带着未完成的计划离开了。

2012年4月22日,复旦大学历史系主办了“朱维铮先生追悼会”。朱先生的学生都参加了会议,以纪念朱先生的教诲和他热爱生活、关心学生、敏锐和自由的真实生活。这些精彩的演讲和真实的记忆构成了《怀真集——朱维铮先生纪念集》的基本文本。

朱维铮先生不喜欢在作文中使用“真理”这个词,而是选择了“现实”他说:“我的文章没有使用“真相”这个词,因为你看到的只是一个方面。现实是真理的一部分,它不同于真理。真相是绝对的,现实只对应于皮肤。一旦你发现问题,你就会知道如何纠正它。”《怀珍记》中的近70篇文章是由每一位作者从自己的角度和个人对朱维铮先生的理解和记忆中的感受写成的。他们之间不可避免地会有矛盾和冲突。这让我想起了朱先生一生中最常说的一句话:“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我相信马克思所说的‘历史事实是从矛盾的陈述中澄清出来的’。”我们毫不犹豫地希望这个纪念收藏能够全面、准确地记录朱先生的学术生活,仅仅是为了表明他是一个真正的学者,有着独立的思想、坚定的信念和丰富的情感。我只希望它能为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历史的发展提供一个“现实”。

作者:高希(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原文载于2013年3月25日《文汇报》。本文节选自纪念朱维铮逝世一周年的纪念文集《怀珍集》的后记。编辑:于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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